1935年1月，国民党军侵占白砂，重新扶植反动政权，任命区、乡、保、甲长等。地主豪绅以为时机已到，积极图谋夺回在土地革命时被分掉的土地，成立所谓“复兴委员会”。为算清“业权”，强迫群众在田中插标，标明原业主姓名和现耕者姓名，重新登记土地。凡逃亡在外的地主、富农一人回家，就得分全家几口人的田，凡参加红军、外出干部或出外谋生的群众，不得分田，红军家属及贫雇农分到的田，也只是坏田、瘦田。而且要追缴田租，逼还老债，其中1933年所分的田，地主富农要群众交50—70%的高额田租。剥削阶级的反攻倒算，逼得群众叫苦连天、流离失所。

　　根据这一苗头，各级军政委员会急群众所急，纷纷采取措施，领导群众开展保田斗争。一方面，发动群众以业权搞不清楚为名，拖延土地登记时间；另一方面，趁夺回土地叫嚣最凶的地主刘敏钦到区公所开会之机，游击队派出一支武装在路上设伏，将其捕杀。1936年2月5日，闽西南军政委向各县军政委发出《关于春荒斗争的决定》，提出“应领导群众坚决反对收回土地，反对起耕”，“杀死首先收回原耕、首先起耕的地主、富农及其走狗”。2月23日，杭代县太平中区军政委发出《告太平区劳苦群众书》，提出“武装保卫土地”“反对收老租、逼老债”的口号。与此同时，闽西南军政委副主席谭震林亲自和杭代县军政委副主席蓝荣玉到蛟洋贵竹坑召集接头户开会，研究保卫土地革命果实问题。会后，杭代县军政委组织了一支游击队，到白砂袭击大田乡公所，捕杀了5个反攻倒算气焰最为嚣张的富豪。反动民团不甘罢休，采取报复行动，出动武装搜捕红军游击队家属。红军游击队针锋相对，立即包围了民团的驻地和民团班长袁国才的药铺，迫使民团释放游击队家属。游击队还印发传单，发动群众大造舆论“要收回土地者杀！”吓得地主豪绅个个胆战心惊，收回土地的叫嚣大为收敛。但仍有刘雨怀等少数顽固分子不死心，见区长袁桂洲不支持，便联名向县政府告状。在县政府的催逼下，区长采取了调和的办法，从“田赋谷”中抽出部分分给这些地主富豪，以平衡他们的心理。但由于分赃不均，致使内部自相残杀，敌军连长袁必宗把刘雨怀杀了，而另一劣绅李富荣又把敌连长杀了，区长袁桂洲又勾结土匪黄海山把李富荣杀了。

　　富豪们狗咬狗，纷纷向县、省直至中央内务部告状，但是连续几年白砂地区的土地纠纷都没有得到解决。直到1941年冬，国民党省政府在白砂设立“土地管理委员会”，搞所谓“地政实验乡”，按户登记所耕土地，在原耕基础上进行了一次土地调整，以区为单位平均每人分地1.3亩。这样，虽然被地主豪绅占去了一部分土地，但80%面积还得以保留了土地革命时的状况。保田斗争取得重大胜利。

　　古蛟地区1931年3月后，虽因傅柏翠问题从苏维埃区域分离了出去，但在傅柏翠坚持下，仍然维持了苏维埃时期的土地分配状况。1936年秋，国民党福建省省长陈仪为利用傅柏翠，特准许他家乡已分配的土地为农民所有，确定了业权。此后按“耕者有其田”理念和“计口授田”方法每两年调整一次，抽死补生、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同时全区山林也维持了苏区时期归公有的状态，直至全国解放。

　　这样，以白砂、古蛟为基础，加上其他地方的面积，上杭全县共80000多亩土地保留了苏区时期的分配成果，成为全闽西保留面积最多的县，因而被专家评价为二十年红旗不倒为最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