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主力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后，面对敌强我弱，留下的党、政领导和红军部队纷纷转入深山，坚持与敌人开展游击战争。上杭境内的通贤障云岭、岩下山和双髻山等地，先后聚集了上杭、长汀、新泉等地陆续到来的游击武装。1935年1月，根据闽西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的张鼎丞从江西回闽西从事游击战争经过障云岭时的建议，在障云岭成立了新（泉）（长）汀（上）杭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1935年4月，为了统一领导闽西南人民开展游击战争，张鼎丞、邓子恢和谭震林等在永定月流成立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简称军政委）。随后，上杭北路的新汀杭县委、县苏合并成立新汀杭县军政委员会，上杭南路的代英县与上杭县在双髻山合并成立杭代县，设杭代县军政委员会。杭代县军政委员会还在旧县岩下山设立工作委员会（1936年1月闽西南军政委第二次会议后改为新汀杭县军政委员会）。

　　从1934年秋到1937年秋，包括上杭子弟兵在内的闽西南红军游击队，在极端恶劣的环境条件下，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粉碎了力量数倍于我的国民党军的5期军事“清剿”，保存了革命力量和我们党在闽西南的战略支点，也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群众的利益。其中，在上杭境内建立了上百个革命据点，为群众保留了80000多亩苏区时期的土地革命果实。为了红军游击队的生存和发展，人民群众也冒着白色恐怖，不顾自家安危，向红军游击队提供各种支持，付出了巨大的艰辛与牺牲，遭受到国民党军的严重摧残。在三年游击战争中，上杭全县被毁村庄105个，被烧、拆毁民房4400多间，被杀害群众5000多人，被抓走妇女儿童1300人，被迫背井离乡人员2600多人，被掳走的牛、猪、粮等更不计其数。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和危难面前，中国共产党不计前嫌，放下政党成见，努力争取国共和谈、合作抗日，力促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闽西南军政委根据中央有关指示精神，也向社会积极释放出停止内战，团结对敌的诚意。1937年7月18日，闽西南军政委发布《为反对日寇进攻发动对日抗战宣言》，郑重宣告“闽西南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人民红军一、三、五、七各支队和各县抗日义勇军、义勇队等愿意贡献一切，牺牲一切于这个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中”，“愿与各党派各阶级捐弃前嫌，结束十年来的长期内争，不管任何人任何党派，不管他过去对内问题上与我们有过任何纠纷、任何深仇大恨，只要今天赞成抗日救国，我们都愿意与之联合，决不寻仇报怨。”同时，派遣代表到各地，与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当局进行合作抗日谈判。在上杭，杭代县军政委派红七支队政治部主任吴载云等与驻白砂粤军营长谈判；又派伍洪祥等同溪口、石铭、庐丰等乡乡长谈判；杭永游击大队大队长刘永生与丰稔联保主任谈判，都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协议。

　　在营造全民团结抗战氛围中，闽西南军政委审时度势，改变了许多以往的政策。其中，为解决我方军政人员给养暂时困难，对富户豪绅不再采取暴力筹款，而是采取和平的与其商借的办法，统一印制了一批借款凭票，在凭票上承诺“俟后款到再行通知照票付还”（本文引用的档案就是其中的一种）。1937年6月底7月初，闽西南军政委代表与四六九旅旅长谈判时，在向国民党方面提出七项要求的同时，也承诺了我方的四项保证，其中第二项就是“停止打土豪筹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