溪口往事
原上杭县溪口公社大厚大队五星生产队知青 常向真
离开家门
1969年10月7日，那是个不平常的日子，我收拾了简单的行李，离开了厦门公园南路121号我生活了十六年的家，离开了从小把我带大的祖母，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来到了闽西龙岩地区上杭县五星公社（现溪口乡）大厚大队五星生产队插队落户。
从龙岩到溪口是一条崎岖不平的沙土路，路的一边是长满竹子和芦基草的高山，另一边是深谷和小溪，公路狭窄，两辆汽车交汇便很难通行，一路上没有人烟，四处静悄悄，偶尔听见几声鸟叫。公路崎岖不平，卡车摇摇晃晃艰难地往深山里爬，不知要把我们带到什么样的地方？我们一群十几岁的城市孩子第一次离开家门，就要到偏僻的深山沟落户，前景如何？真是难以想象！我坐在颠簸不定的敞篷大卡车上，看着一山绕过一山，山里还有山，就是没见到人和商店，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样的山沟里也能住人？而我们却要到这不可想象的山沟里插队落户。
来到溪口
大约是中午时分，卡车停在了有些人和房子的公路旁，溪口到了。哥哥把我的行李搬下了车，放在一辆木头和竹子拼做的单人手拉板车上。哥哥比我早四个月下乡，看来他对这里已经很熟悉了，他把我的行李拉到一个姓张的农民家，这家农民新盖了一座房子，房子是用红土夯筑而成的，闽西称这种盖法叫干打垒。我上了二楼，只见楼板还没全铺上，听说是为了让楼板充分收缩后再铺上才不会有缝隙，但走路要特别小心，一不小心踩到空隙，一只脚就会掉到楼板下的。房东在二楼给我安排了一个小房间，大约6-7平方米大小，这房间没有桌椅，眼前唯有我带来的一个旧的纸制漆箱子。进房间后第一个念头就是写信，我把箱子打开，拿出纸和笔，用箱子当桌子，坐在地板上扒在箱子上给祖母写信。由于爸爸妈妈长期在外地工作，我们几个兄弟姐妹从小跟着祖母长大，从没离开过祖母，这时我是多么想念从小疼我爱我、带我长大的祖母，我把满肚子的苦水全都倒给了我的祖母，写了满满三页信纸。此时的我，一个十六岁的女孩也不得不面对命运的安排，我想也许我这辈子再也见不到我的祖母了，因为我们要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哪还有回家的希望？我哭了，出门还不懂得难过的我，面对眼前的一切才知道今后道路的艰难，我再也不能控制自己，伤心地痛哭了一场。
安顿生活
傍晚，房东来叫我吃饭，他带我到他的老房子，一间阴暗潮湿的小屋，靠墙边放着一张木制四方桌，旁边有四条长条凳，刷洗得倒挺白净，一盏昏暗的小煤油灯摆在桌子中间，为了省油，房东把灯芯调得很小，微弱的红色火焰照着桌上的饭菜。也许因为今天有客人来，桌上除了青菜、萝卜干和菜干外，还有一小盘炒蛋。房东有两个男孩，大的六岁，小的四岁，只听见房东不停地对他们说：“少得子泵”，后来才知道是叫他们少吃点菜，就是要留给我吃的意思，可见他们生活的拮据。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将告别城市的优越生活，和他们一样过着简单清贫的日子，开始我的知青生活岁月。
第二天，我从哥哥那里知道，我们队有27个知识青年，他们都比我先到，我算是队里的最后一批了。哥哥他们自己办食堂，有十几个知青一起吃饭。第一年国家补贴每人每月8元钱，我们新来的知青把8元钱交给房东，在房东家吃饭。两天后我的房间里又搬进来一个新伙伴，她是哥哥的好朋友颜达德的妹妹颜如珍，她将是我今后生活的伙伴。安顿了吃饭和住宿，接下来，我们就要和队里的农民一起下地干活了。
出工
出工的第一天是上雷打岗扛毛竹，雷打岗海拔高度400多米，山路弯曲，一边是高山，长满了茂密的竹子和杂草，另一边是悬崖，进山的路不到一米宽，五米多长的毛竹一头粗一头细扛在肩上不听使唤，左右摇摆，好像要把人甩到悬崖下，真是惊心动魄。这对于我们这些从没挑过担子的城里孩子，可真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下工回来脚起泡了，肩膀也肿了，第二天还要继续干，这么辛苦的劳动，一天只赚4个工分，每个工分4分钱，也就是1毛6分钱。
我们都很努力，虽然是城里的小姑娘，没有吃过苦，但我们能吃苦，秋收冬种的季节到了，我们和队里的农民一起割稻、插秧。听说这里的风俗是女人不许插秧，说是男人插秧能丰收，女人只能施肥、除草，做一些辅助性的农活，而对待我们城里来的姑娘就另当别论了，他们说我们城里人手气好，破例让我们女孩子插秧。我们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个个都是插秧的好手，一站到田里摆开架势，不论插六行还是八行，行行整整齐齐，速度也绝不输给老农。几天后秧苗壮实了，从田边走过，微风吹来，秧苗顺着风向整齐地飘动，站在公路边欣赏着自己插的那几排秧苗，不由得产生一种成就感。割稻子也不例外，戴上斗笠、拿上镰刀站在田里，我们和村里的同龄人一样，割稻、打谷样样能干。记得一次在十里外的山田割稻子，每人回家得顺便挑一担谷子回来，四方方的谷篓子，装上九分篓大约90斤重，我挑着它足足走了十里路，那时我的体重只有84斤，天啊！这担谷子比我的体重还重6斤，我硬是不服输地把它挑回村子里。现在回忆起来，朋友们都对我开玩笑说“难怪你个子长不高”。
业余生活
那时哥哥和华山、达德、士哲、文峰参加伐木队，他们上山伐木，我和仁思、婉生、如珍、奇鸣、亚心等同队知青下地干农活，渐渐地，我们习惯了这里的生活，农闲时我们组织文艺宣传队，我和哥哥拉二胡，士哲吹笛子，婉生拉小提琴。我们在房东家的厅堂里排练节目，有一次士哲和仁思朗诵自编的诗歌并领唱，我们几个知青唱歌跳舞“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在农村那枯燥艰苦的劳动中，我们给自己找到了业余生活的补充，忘掉了知青生活的苦涩。我们还参加了大队文艺宣传队，在一个雪花纷飞的除夕之夜，我们穿着知青特有的军绿色棉衣，带着道具，步行13公里，到全公社最高的深山筜丰、锦坊大队为当地农民演出，一路上，雪花纷纷扬扬，天气十分寒冷，但我们的热情却十分高涨，我们要去的大队是在海拔600多米的高山上，记不得要上多少层台阶了。在上山的路上，为了驱赶疲劳，艳阳队的陈明光给我们讲故事，记得他讲的故事是“塔里的女人”，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其中的一些片段，特别是最后结尾塔里的女主人公送男主人公离去时说的一句话“大雪封山，小心路滑”。明光精彩的讲述至今都还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中，真想再听他讲一遍这个故事。那时候我们都很年轻，没有家庭负担，生活虽然艰苦有时也很快乐。到了山上，农民们兴高采烈，敲锣打鼓欢迎我们，像这样的深山老林是很难见到文艺演出队的，更何况这是知识青年的文艺队，有着文化知识，在他们心目中享有很高的地位。他们杀猪宰鸭，热情地端出猪肉煮萝卜、猪肉煮冬笋等味美可口的大碗菜接待我们，这已经是闽西农民过年才能看到的最好的几道菜了，我们享受到了最优厚的待遇。
代课
1972年国庆节，同队的伙伴们都回厦门过节了，我只身一人来到爸爸妈妈下放的地方—连城，那时候爸爸已从乡下安排到连城县商业局工作，我们住在商业局三楼宿舍，住房很宽敞，光线很好，站在窗口可以看到连城县城热闹的街道。从农村来到这儿，样样都很新鲜，生活有爸妈的照顾也过得很舒适，没想到刚到连城几天，就收到溪口公社寄来的一封信，信中写道溪口小学需要一名代课教师，公社希望我能去顶替。那时我有些犹豫，不知道该不该去？爸爸对我说“有那么多知青在溪口，公社领导没有就近找人，还特地写信到连城叫你回去，说明领导信任你，你应该去。”我听了爸爸的话，隔天就回溪口了。
我到学校报到后，才知道要我代的是溪口小学三年级的算术、体育和音乐课，我觉得挺稀奇的，一个初中没毕业的学生也能教小学三年级？但我乐意接受了，并且决心尽最大的努力认真做好自己的工作。
我的妈妈是个小学语文老师，从一年级一直教到毕业班，她工作特别认真，教学质量在学校颇有名气，也许是受妈妈的影响，我从小就很喜欢当老师，现在有了这样一个机会，当然会好好珍惜。我每天认真备课和改作业，晚上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备课到深夜，我没有读过师范，没有受过正规培训，但我有厦门实验小学和厦门一中优秀老师的教育培养，加上妈妈那种对工作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的熏陶，我坚信自己的工作一定能做好，虽然只有2个月的代课机会，我也不会将它虚度。上音乐课，我学着小学音乐老师的做法，预先在家里把歌词歌曲用毛笔字抄在大张白纸上，第二天带到学校挂在墙上，一句一句教学生们唱。这里的音乐课是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三个班一起上，整个教室挤满了人，孩子们兴致很高，唱得很大声（几乎是喊歌，而不是唱歌）。看到这种场面我很受感动，晚上回到家里，听见房东的儿子在唱我教的歌，内心更有一种难以按捺的快慰。
上体育课，那是误人子弟，我怎么会教体育呢？可是学校要我教，我也得想办法教啊，我把孩子们集中起来排队，带到晒谷坪，把小学体育老师教的那套广播体操教给他们，做完两遍广播体操再做一些捉迷藏等游戏然后自由活动，他们在晒谷坪上快乐的跑着跳着，就像放鸭子，看着这些活泼可爱的孩子感觉就像回到了童年。下课钟声响了，我一吹哨子，又把他们整队带回学校。这就是我的体育课，幸好我只代了2个月，时间再长，我就没有什么招数了。
在我离开学校时，教导主任依依不舍地对我说，希望我能有机会再来学校教书。他肯定了我的工作态度和教学方法，并且在我上最后一堂算术课时组织全校的老师听我的课。虽然我的教师生涯只有2个月，但我实现了当教师的愿望，也感受到了当教师的快乐。
我在溪口生活了5年，1974年12月我被招工到上杭纺织厂当上了纺织工人，结束了艰苦但又令人回味的农村生活。四十年过去了，直到今天，我还十分怀念溪口的那些日子，每当我出差坐在大巴上从窗口看到路边水田中的秧苗或者即将成熟的沉甸甸的稻谷，都会想起溪口，想起那段难忘的插队生活，一种特殊的亲切、温暖的感觉油然而生。
2010.12.6.于晋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