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红四军二次入闽。根据毛泽东创造的“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游击战术，1929年5月15日，红四军结束了在赣南地区的瑞金、于都、兴国、广昌、宁都五县为期45天的分兵组织和发动群众，建立红色割据工作，集中在瑞金待命。因为这时在江西的国民党军阀部队已纠集了3个旅的兵力分路向兴国、于都、宁都进攻。按照以往的经验，当时各省军阀缺少统一指挥都是划地为牢、固守自己的地盘，追击红军之赣军，一般只到邻省边境附近就会收兵。面对来势汹汹的强敌，毛泽东的策略依旧，“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红四军赶在赣军到达之前撤出瑞金，根据邓子恢送出的报告和要求，向闽西方向移动，因为当时蒋桂战争虽已近尾声，但拥蒋的广东军阀陈济棠部与驻扎在广东东部的桂系军阀徐景唐旅却仍然战火正炽，驻守在闽西龙岩的陈国辉旅奉调入粤帮助陈济堂讨伐桂系军阀，闽西地区除了退守上杭的郭凤呜残部卢新铭旅以外，境内防务很是空虚。中共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把这些情况及时地送到了毛泽东手上，因此毛泽东决定红四军主力不入长汀，直奔龙岩。5月20日红军再次入闽，21日由长汀水口渡过汀江，经涂坊、南岭和连城新泉进抵庙前，在庙前，毛泽东、朱德代表红四军前委约见了傅柏翠，要求其所领导人的上杭北四区地方红军要坚守北四区，阻击尾追红军之敌至少四个小时；要加强侦察敌情，对尾追之敌追与不追都要及时报告。5月22日，红四军苎园到达古田，红军一到古田，地方党组织立即领导农民举行暴动，在红四军的帮助下，不费一枪一弹，缴获民团36支枪并活捉了民团团总，一时间古田农民打土豪，除劣绅，杀猪济贫、开仓分谷，烧田契，焚借据，农民运动轰轰烈烈。

　　5月23日，红四军一、三纵队首先占领了龙岩城的前哨——龙门，一鼓击溃了龙门守军，并尾追溃敌冲进西门桥，突入西门；与此同时，第二纵队也攻占了北门外的制高点，居高临下，向城内守敌发起进攻。龙岩城军阀陈国辉主力已赴粤参战，留守城内一个营的守敌纷纷缴械投降，除敌营长仗着地形熟悉带着少数残兵从东门逃往漳平永福外，其余全部就歼。红四军第一次攻打龙岩城采用集中优势兵力，大兵压境，气势非凡，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在红军主力攻打龙岩城的同时，红四军一部也乘势攻入永定坎市，25日一举攻克永定县城。

　　第一次攻占龙岩城后，红四军得到弹药给养的补充，旋即撤出龙岩城，转移到永定一带分兵在永定城乡发动群众，肃清反动民团势力。溃逃到永福的龙岩溃军一边向省政府和远在广东的陈国辉告急，一边凑集漳平等地的游兵散勇和土劣民团组织，得知红军撤离龙岩城后，敌军三百余人窜回龙岩城里。为了引诱陈国辉主力尽早回龙岩一举歼灭，应龙岩县委的请求，朱德、毛泽东命令红四军第三纵队从坎市出发攻打龙岩城。第三纵队在傅柏翠领导的闽西地方武装红五十九团及龙岩游击队的配合下，于6月3日第二次攻占龙岩城。红军在短短的十余天时间内二占龙岩，使得正在广东参加军阀混战的陈国辉大为震惊，为了保住他自己的地盘，他不顾一切地率领主力日夜兼程赶回龙岩援救，这正中了毛泽东伺机歼灭陈国辉主力的锦囊妙计。

　　2、白砂战斗与三打龙岩城。

　　白砂是上杭城东北的一个集镇，是通往龙岩的烟喉要冲。红四军一打龙岩城后，盘距在上杭城内军阀卢新铭派出一个团的兵力进驻白砂，企图配合陈国辉部夹击红军。为了彻底消灭白砂守敌，毛泽东于1929年6月5日下午在大池召开了红四军干部会，具体研究攻打白砂的作战方案。同时严密封锁消息，迅速集结红军部队，派出侦察员侦察白砂敌情，为攻克白砂作了周密的安排和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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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7日那天正值农历五月初一，恰逢白砂民间“扛菩萨”打蘸的民俗活动日，白砂守敌对红军的行动毫无所知，依然喝酒逛街玩女人逍遥度日。当天清晨，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第二、三纵队和军部由大池出发，经北四区的吊钟岩和北三区的小禾坑向白砂正面主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强攻，在蛟洋与白砂接壤的丰年桥一举歼灭敌军前哨一个连的兵力，旋即从篑竹坑、张坑岭一路直扑白砂犁头嘴。与此同时，蛟洋红军五十九团为右翼，经苏家坡迂回南进扑向白砂，红四军第一纵队为左翼，从溪口大洋坝出击白砂。三路大兵形成扇形包围圈，白砂守敌已成红四军囊中之物。

　　上午8时左右，红军正面主攻部队和右翼红五十九团同时发起猛烈攻击，敌军措手不及，仓促应战，在红四军雷霆万均的打击下，很快就溃不成军，敌团长钟铭清带领余部妄想从我左翼突围，正好落在早已严阵以待的第一纵队布好的口袋中。当敌军冲到我军伏击圈时，蓄势已久的红军战士犹如猛虎下山突然出现在战场的东南方，一阵激烈的扫射，给钟铭清残部以致命的打击，敌团长乘着混乱带着20多个随从人员丢盔弃甲，绕道西北狼狈向上杭方向逃窜。经过1个多小时的激战，白砂守敌1个团被全部歼灭，除战场击毙外，俘敌100余人，缴获火炮2门、枪100多支。这次战斗给上杭守敌卢新铭部以沉重的打击，正如当地群众在战后所传民谣那样：“五月里来开禾花，红军开来打白砂；四周包围无处走，杀得匪军满地爬。”当天中午，红四军政治部在白砂罗家岭乐育中学举行群众大会，会上毛泽东同志用精辟而又通俗的语言讲述了土地革命的大好形势，号召广大劳苦工农赶快组织起来，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在毛泽东的动员和红军的帮助下，白砂很快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土地革命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

　　白砂战役后，为了消灭陈国辉主力，红四军进一步迷惑敌人，造成红军向江西退却的假象。6月10日，红四军进驻通往赣南的交通要隘之连城新泉进行休整，有意让开了广东到永定的大路。在得知陈国辉主力已返回龙岩城后，红四军主力立即从新泉出发，于19日凌晨完成了对龙岩城的包围，上午8时发起总攻，经过激烈的战斗，城内刚从广东撤回的陈国辉部队大部被歼，部分残敌逃出东门后也被埋伏在东宫山的红军部队歼灭，陈国辉只身化装往漳州的方向逃脱。前后历时一个月的三打龙岩城红军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共歼敌2000余人，缴获迫击炮4门，机枪10挺，步枪900多支。6月21日，龙岩革命委员会成立，邓子恢出任主席。至此，闽西境内已没有大股的军阀部队，闽赣边区根据地已趋于巩固。

　　3、红四军党内的论争。

　　红四军自井冈山下山挺进赣南、闽西，相继攻占长汀、龙岩、永定后，在闽西已稳操胜券，形势一片大好。这时党内和部队内部一些分歧也日益明朗化 。其时红四军组成人员成分比较复杂，据毛泽东1929年6月14日《给林彪的信》中说：“五月份统计，全军1324名党员中，工人311人，农民626人，小商100人，学生192人，其他95人，工人与非工人的比例是百分之二十三对百分之七十七”。当时红四军全军约4000人，党员有1324人，约占29.64%，由于党员成分比较复杂，由此滋生了不少错误思想。尤其在部队高层领导上，也产生了一些关于建党建军原则的分歧。当时争论的中心问题是：

　　（1）如何建立和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问题；

　　（2）党在红军中的领导制度和党代表的权力问题；

　　（3）红军中的政治工作以及军事与政治的关系，军队与地方武装的关系等；

　　（4）关于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问题。

　　这些问题争论的核心在于如何看待和处理政治与军事的关系，坚持和健全党对军队的领导。

　　在表现形式上，首先引起争论是前委与军委之争，争论的核心人物是作为前委书记、党代表的毛泽东，军长朱德和时任临时军委书记的刘安恭等人。

　　红四军前委是1928年11月在井冈山时按中央指示成立的。前委之下设立军委，管辖全军各级党组织兼及地方赤卫队，前委除领导红军以外，还负有指导地方党组织的责任。1929年1月红军自井冈山出发以来，因每日行军作战，环境特殊，“感觉军委之重叠，遂决议军委暂停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5月份后，因工作发展红军数量大增，前委兼顾不过来，于是决定重新组织军委，并任命刘安恭为临时军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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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安恭是受党中央派遣，于是1929年5月上旬才到红四军工作的。刘当时还不满30岁，出生于四川，早年留学德国，是中共旅欧支部早期党员。1924年回国后曾协助朱德在四川军阀杨森部队做党的秘密工作，参加过南昌起义，随后又赴苏联学习军事。1929年初回国后受命为中共中央特派员到红四军工作，对这样一位身份重要的干部，红四军自然倍受重视，5月中旬到达后随即被委以红四军政治部主任之职。5月23日红军首次攻占龙岩城后，前委又决定成立临时军委，以应工作开展任务繁重之急需，由刘安恭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刘本人的资格和学历，在当时红四军内是十分难得的，但由于他长期在国外，对红军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缺乏了解，对于红四军的领导体制与战略战术却又不以为然，希图以苏联红军的模式来改造中国红军。因此当他当上军委书记没几天，就对毛泽东从实际出发的一些正确主张任意指责，凌驾于前委之上，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作出决定：前委只能讨论红军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他事。殊不知军委是前委的下属机构，这种以下级党委限制上级党委的决定，是有悖于组织原则的，也必然会引起党内混乱，致使军中最高领导机关前敌委员会的工作陷入困境。毛泽东不得不在占领永定以后于5月底在湖雷召开前委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然而出乎毛泽东意外的是，湖雷会议出现了两截然对立的意见，一部分人认为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和群众工作，甚至指责前委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的倾向，因此主张把临时军委恢复为正式的军委。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当前前委领导工作重心仍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于战斗频繁和部队经常转移，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立重叠的机构，并批评在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成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争论激烈、意见难以统一。很明显，这些争论已不是个人意见之争，而是涉及到红军建军原则的分歧。事实上这些分歧早在井冈山时期就有所暴露，这是红军队伍中成分的复杂以及几千年封建旧思想、旧观念和旧军队陈腐的意识所影响的。红军中相当部分官兵乐意于流动游击和走州过府，宁愿接受军官个人的权威而不愿接受党组织的约束；他们中的一些人留恋自己的家园而不愿意从全国革命的角度去开拓更加宽广的红色区域。正是由于这些错误意识，导致了单纯军事观点、流寇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等错误倾向的发展。毛泽东深知如果听任这些思想在军中蔓延滋生，后果则不堪设想，因此他下决心利用战斗的空隙要彻底澄清和解决这些事关这支革命军队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大非问题。

　　4、早康会议及给林彪的信。白砂战役的第二天，即1929年6月8日，毛泽东在距离白砂圩场10公里处的一个名叫早康的村子里再次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在村中严氏宗祠里举行，严氏宗祠又名“东洋堂”，座落在早康村东头，其建筑风格和结构独特，是一座典型的明代南方客家寺庙。因为此前在永定湖雷召开的会议上双方已将观点摆出矛盾已明朗化，只是因战事拖延才不得不中止湖雷会议，早康会议实际上是湖雷会议的继续。通过湖雷会议的争议，已经使毛泽东认识到这个前委、军委之争在中国革命和红军的发展前途的总的路线和方向上是一致的，但是，如何在军队内坚持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的原则，如何使红军在创建农村根据地的过程中发挥最有效的作用，如何解决红军中单纯事观点和流寇主义思想，这是如何建军的原则问题，所以毛泽东毫不让步。

　　在毛泽东看来，面对刘安恭等人的发难，他认为他难以担任这个不断受到指责而陷于“不死不活”状态下的前委书记。于是他向会议提出了一份辞职的书面意见，并尖锐地指出了造成了他难以工作的症结所在，向会议敲响了红军有脱离中共领导的危险的警钟。早康会议一时陷入僵局，打破僵局的选择只有两个，要么毛泽东辞职，前委瘫痪；要么撤消临时军委，刘安恭下台，会议以举手表决形式作出裁决，结果正如毛泽东所料，他本人在红军中的声望和才能压倒了刘安恭，以36票赞成，5票反对的绝对多数，作出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刘安恭调任第二纵队司令员；陈毅接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

　　早康会议是一次胜利的会议，会议的结果维护了毛泽东的威信，保留了毛泽东前委书记的职务，也在一定程度上在红军指战员中加深了“党指挥枪”的原则；早康会议又是一次遗憾的会议，它没有根本解决争论的全部问题，少数人还把党内分歧的意见散布到一般指战员中，致使部队议论纷纷，人心浮躁。早康会议在不愉快的气氛中结束了，但争论双方似乎都没有在原来的立场上后退一步的意向。此后红四军转移到连城新泉休整，乘此空隙毛泽东认真回顾了早康会议召开前数小时林彪写的一封支持毛泽东的信，林彪当时担任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参加过南昌起义，毕业于黄埔军校，时年仅22岁。因第一纵队是红四军的主力，林彪又是一直跟随朱德出生入死的老部下，所以当时他支持毛泽东的信在早康会议上无疑是十分及时的声援，可以说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内心来说，毛泽东是十分感激林彪的。因此毛泽东于6月14日给林彪写了回信，并送交前委（此信全文已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复信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问题和争论的原因，归纳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分权主义与集权”等十四个问题，系统地提出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红军建设的一系列根本原则，为半年后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打下了初步的基础。6月15日，朱德在新泉也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以一个长者的口吻表达了他的观点，作为一军事首长，朱德要求在军事机关实现“党给许的行政责任”和“核心作用”，不同意“党管理一切”的口号，提出“要打破家长制及包办制”，主张在军内实行“由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制”。争论的双方仍在继续，只是无情的战火和多变的敌情使得这一次争论时断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