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红四军“七大”与毛泽东卸职。

　　毛泽东和朱德分别给林彪写的信，同时在《前委通讯》第三期上全文刊登，事实上，这些不同意见早已不是秘密，且经过前委会议的多次论争，全军党内对于双方的不同见解也都了解。由于大敌当前，许多不同意见来不及辩论清楚。6月19日红军第三次攻占龙岩城，使陈国辉部几乎全军覆灭，因此，乘战斗空隙时机，于6月22日在龙岩城内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试图平息争论，解决问题。然而争论双方分歧较大，在党内是非观念还相当模糊的情况下，这次大会召开的条件显然并不成熟。因为毛泽东、朱德两位主要领导人同时又是争论双方的主要代表，所以前委不得不确定先由介入争论不深的陈毅暂时代理前委书记，负责筹备和主持大会的召开。当时会场气氛紧张，争论毫无拘束，毛泽东和朱德都各自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也为自已所受到的责难作了简单的解释，希望获得更多代表的理解和支持。但是会议没有一个明确的导向，争论双方又各有支持者声援，作为会议的主持者，陈毅对朱、毛两位领导都十分尊敬，力图不偏不倚，息事宁人，以求和解与团结。经过一天的论争，大会通过了由毅起草的决议案，否定了前委之下再设立一个军委的意见，但对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加强和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克服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流寇思想等这些重大问题未获得圆满解决。并且大会对毛、朱二人都作了批评，认为作为全军主要领导人，他们两人对党内发生的争论负有责任，有同等错误，“但毛同志因负党代表与书记之工作，对此次争论应负较大的责任”，因此，“毛同志予以严重警告，朱德同志予以书面警告”。大会最后改选前委，选举陈毅为前委书记，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落选了，这也是与组织原则相悖的。会后，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毛当时是中共六大23名中央委员之一）。

　　红四军“七大”固然澄清了一些事非，暂时停止了军中长期以来的争论。但是主要问题尚未完全解决，特别是大会给予毛、朱各打五十大板的处分和陈毅取代毛泽东前委书记的选举结果，使得一些分歧不仅没有解决，反而进一步深化。对于毛泽东这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军事家来说，既然他的一些重大原则和主张没有被大会所接受，自己的前委书记职务也已落选，那么他认为继续留在前委已经难有大的作为。在他看来，这次大会尽管对双方争论的意见都给予了各自不同的肯定和否定，甚至于对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还肯定得更多一些，但这毕竟是一场折衷调和主义的结局，对争论中涉及建军原则的一些重大原则问题采用折衷调和的方式是毫无益处的。因此，毛泽东对大会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很不满意，大会结束后，毛泽东作出了一个令他非常痛苦的决定，离开红军，到闽西做调查研究和地方工作，显然，这是他不得已而为之的痛苦选择。红四军暂时失去了一位天才的军事家，而闽西党组织和革命群众却迎来了一位高明的政治引路人。

　　2、文昌阁的朝晖。为了进一步促进革命形势的发展，解决土地革命斗争中日益突出的问题，达到巩固和发展闽西革命根据地的目的，中共闽西特委根据红四军前委的建议，决定在蛟洋文昌阁召开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以总结闽西土地革命斗争经验和教训，研究制定革命根据地建设的方针和路线。应闽西特委的请求，离开红四军领导岗位的毛泽东偕贺子珍以及江华、曾志等人于7月8日一同前往蛟洋，指导这次大会的准备工作。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会前先将各县与会代表分散到各地就土地、政治、党务、武装群众与政治组织、物价、洋货入侵和工农业破产等问题进行了为期一个星期的调查工作，提高了代表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大会的顺利召开作了议题上和思想上的准备。在此期间，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各种座谈会了解情况，研究政策，为大会的顺利召开进行了有力的指导。

　　大会会址蛟洋文昌阁建于清乾隆年间，座西朝东，建筑面积1200平方米，占地总面积1500平方米。文昌阁为宝塔式楼阁建筑，外观6层，内实4层。1918年文昌阁二楼办起了广智学校。大革命失败后，邓子恢等人就利用广智学校作掩护从事革命活动。1929年7月22日至29日，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文昌阁二楼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有50多人，代表着闽西3000多名党员，毛泽东等人代表红四军前委出席会议。大会分析了当时全国和福建省的政治形势，认为全国范围内军阀混战和农民起义各种大小战争的继续暴发是毫无疑义的趋势，因此断定统治阶级的崩溃是必然的。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精僻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特色，揭露了敌人内部的矛盾，赞扬了闽西地方党组织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所作出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丰硕成果，指出闽西党组织今后的任务是巩固和发展闽西红色根据地，并阐述了实现这一任务的六个有利条件和三条基本方针，毛泽东通俗易懂和问答式的演讲，极大地鼓舞了与会代表坚持斗争，敢于胜利的信心，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大会还选举产生了以邓子恢为书记的中共闽西特委，通过了由邓子恢等执笔起草，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以及关于苏维埃政权、土地问题、共青团工作和妇女问题等五个决议案，制定了“坚决领导群众，为实现闽西工农政权的割 据而奋斗”的总路线，确定了巩固并扩大党的组织，发动并组织广大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扩大工农武装等5个方面的具体任务，为闽西土地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

　　中共闽西“一大”通过的各项决议案，凝结了闽西党组织几年来领导工农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闪烁着马克思主义革命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决议案为闽西党组织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总路线，并为实现这条路线制定了各项具体的行之有效的工作方针、政策和实施办法。这一系列完整的土地革命指导思想、阶级路线、分配原则和斗争策略，不仅指导闽西苏区顺利完成了土地革命任务，而且对其他革命根据地以至解放后土地改革都起到了借鉴和示范作用。

　　文昌阁的朝晖成了闽西人民的希望，大会结束后，闽西各级党组织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起 义 暴动和开展土地革命运动，闽西大地上呈现出一派“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喜人景象。

　　3、攻打“铁上杭”及召开红四军“八大”。

　　红四军“七大”后，国民党组织闽粤赣三省近15个团的兵力对闽西苏区和红四军实行会剿的形势已十分紧张。毛泽东当时身患恶性疟疾，随同闽西特委前往上杭一边指导当地工作，一边养病，陈毅按党中央的指令代表红四军前往上海参加中共中央举行的全国红军会议并向中央报告红四军情况，在此后的几个月间，朱德一人挑起了指挥全军应付“围剿”的重任，带着红四军主力一直在闽粤赣边区开展游击战争。这时闽西境内以上杭驻敌卢新铭部最为嚣张，是闽西最后一个“土皇帝”，卢新铭原系长汀军阀郭凤呜手下的一个团长，郭在长汀被击毙后，他逃窜到上杭城，招兵买马，收集残兵败将，网罗土匪散勇，自称旅长，手下有2000余兵力，盘距在上杭称霸一方。上杭党组织根据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也曾于1929年8月中旬和下旬两次组织地方红军和赤卫队攻打上杭城，皆因上杭城四周围墙，易守难攻，加上枪 支弹 药接济不上，两次攻打上杭城都未能成功。9月6日，红四军第二、三纵队在朱德率领下由闽中返回闽西，与第一、四纵队汇合，上杭县党组织和工农群众迫切要求红四军攻打上杭城，红四军前委根据群众的要求，研究部署了攻打上杭城消灭卢新铭的战斗。消息传开后，上杭各区乡群众欣喜若狂，奔走相告。上杭县委总结了前两次攻城未胜的经验教训，选派侦察人员潜入城与城内地下党组织联系，选派工人制造停电事故和设法破坏敌方城墙上安装的火 炮，里应外合。附城区沿汀江群众则秘密准备木船30多只在指定的地点结集待命。水西渡、张滩、水南等村群众自动献出大门板和床板，白砂、茶地、泮境等地群众赶造数百架竹梯以备红军架设浮桥强渡汀江和登城之用。9月中旬开始，红四军和地方红军开始向上杭城附近地区移动，至9月18日，红四军四个纵队及地方红军完成了围城的部署。上杭城历史上有“铜赣州、铁上杭”之称，其地形三面环水，当地民谣云：“东无退路、西无战场、南有河流、北有池塘”。且城四周有明代石砌城墙团团围住，尤其在冷兵器时代，这座城池确实可谓易守难攻的铁堡垒。19日夜，攻城战斗打响了，红四军主力和地方红军、赤卫队、运输队、担架队共一万余人，以雷霆万钧之势，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全力出击。一纵队首先以迫 击炮轰击西门城楼，造成红军主力主攻西门的假象，炮声一响，电厂工人按地下党组织的安排，立即切断电源，顿时全城漆黑一片，敌军混乱一团，调集大量兵力增援西门。西门守敌炮火威力大，可是导火索已被城里地下党员事先用盐水淋湿成了哑炮。二、三纵队在西门炮响之后向北门发起强攻，战士们架起竹梯登上城墙，肃清了城墙上守敌并迅速打开了城门，城外红军战士率先冲入城中向纵深挺进。城东、城南攻城部队先是在潭头和南岗佯攻，吸引敌人，后也乘着无数的竹筏渡过汀江，火烧城门。经过数小时激战，20日凌晨“铁上杭”被攻克，除卢新铭带着20余随从乘夜色登船逃脱外，全城守敌悉数被歼，敌团长以下1000余名官兵被俘，缴获枪 支1000多支，同时抓获了四乡躲藏在城里的土豪200多个。红军和赤卫队员阵亡仅23人。红四军攻进上杭城的当天，红四军和上杭党组织联合在县衙门前的广场上召开军民祝捷大会，热烈庆祝上杭城的解放，朱德总司令在会了发表了激昂的演说。红四军攻克“铁上杭”，一举歼灭卢新铭旅后，威震闽西，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闽西革命根据地，给闽西人民以极大的鼓舞。

　　在毛泽东、陈毅离开红四军后的两个多月中，攻克上杭城的战役是红四军最大的一次胜利。这两个多月来，朱德深感工作繁杂，独木难支，力不从心。部队中极端民主化和单纯军事观点的倾向越来越严重。进驻上杭城后，红四军也得到了一个较充裕的休整时间，因此朱德于9月下旬在上杭城太忠庙（现城关城东小学内）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他的意图是通过这个会议来制订一个红军法规以加强红军的建设，但是由于会议准备不充分，在政治上失去了领导中心，又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因此会议争论不休，连续开了3天却毫无结果。朱德是十分期望毛泽东早日返回红军，重新主持前委的工作，尽管在一些问题上他和毛泽东分歧较大，但他对毛泽东精深的政治理论与渊博的学识是始终怀着崇敬之情的，同样，红四军的许多干部也觉得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后的这两个多月问题越来越多，仗也越来越难打，都把重振红四军雄风的希望寄托在毛泽东身上，因此，在此期间朱德致信毛泽东，请他返回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

　　这时的毛泽东正在永定农村养病，他的恶性疟病又一次发作。在个人情绪上，毛泽东对于红四军“七大”是耿耿于怀的，他特别把“七大”造成的后果归咎于陈毅的“调和主义”，甚至干脆把那次会上陈毅的调解折衷称为“陈毅主义”。加上在病中心情不好，所以毛泽东在接到朱德来信后写了一封措词激烈的复信，表明了他坚持原则，反对折衷调和的立场，宣称不打倒这个“陈毅主义”就不回红四军工作。毛泽东的复信引起了红四军一些领导人的不满，因此他们再次给毛泽东去信，敦促他必须返回红四军，否则就要给予党纪处分。

　　4、临江楼之幸。1929年10月上旬，毛泽东回来了，然而他当时确实病得不轻，是永定赤卫队员从永定合溪石塘里的“师俭楼”用担架把他抬进上杭城的。生死与共的战友们在短暂的数月离别后相逢在硝烟未尽的上杭城内，各自心中的个人恩怨和情感嫌隙全都荡然无存，留下的只有豪情、喜悦或许有些自责和愧疚。在毛泽东下榻的临江楼一楼大厅，毛泽东与朱德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许久许久，毛泽东才缓缓地说，我那封回信写得不好，是因为身体不好，精神情绪不太好才写了那样的信。看着久病未愈且首先自我批评的毛泽东，朱德等人感动得说不出话来，谁也没有多说一句责难的话。更多的是相互的宽容谅解和心灵的沟通。此后的十多天里，毛泽东就居住在临江楼一边工作，一边养病。

　　临江楼坐落在上杭县城浮桥门东边，原是杭籍商人开设的“广福隆”货栈，后因设为酒楼，又面临汀江，故改名为“临江楼”。毛泽东住在二楼东厢房，这是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房间，但窗外是一碧如洗 ，滚滚向前的汀江，打开窗户或走出厅门，站在二楼南边走廊，你可以领略那江天寥廓，碧水轻曼、空旷博大的意境。清晨当阳光初照，薄雾慢慢遁去，对岸山坡上开满耀人眼球的黄色野菊花，河边清澈见底的浅水中浣衣妇手中一举一落的棒槌传来节奏分明的捣衣声，偶尔会飘来几句清脆的客家山歌，伴着粗旷的艄公号宛若天籁。左邻右舍此起彼伏的鸡鸣狗吠声和市民沿街叫卖声混淆在一起透露出浓浓的山城气息。临江楼前西侧有一棵老态龙钟却不失威严的百年老榕，其树干历经数百年岁月的磨炼和洪水的冲刷，显得那么地盘根错节且伤痕累累，然其擎天的华盖却又显得郁郁葱葱，生机盎然，站在临江楼二楼，似乎能听到大榕树枝头碧绿叶子们对其躯干数百年苍桑骄傲的陈述，也似乎能听到强壮躯干忍辱负重后望着铺天盖地的满树青翠而舒心的呤哦。此情此景，给身心疲惫，病魔缠身的毛泽东无异于是一剂驱病逐邪的灵丹妙药。数天之后，毛泽东一扫病容，精神抖擞地在二楼前厅开始了繁忙的党政军务工作。朱德在此期间多次前往探视，他们更多的是在江边大榕树下促膝谈心，偶尔摆上象棋乘兴将上一军也往往是以和局告终，不分胜负。两位伟人坐在大榕树下石凳石桌前，面对川流不息的滚滚汀江水，头顶数百年轮的大榕树，背靠坚实厚重的古城墙，放眼望去，青山白云，天高地阔，两位伟人陶醉在大自然的神韵之中，顿有心胸豁然，不存半点尘俗芥蒂之喟然感概。这两个伟人自1928年4月井冈山会师第一次见面以来历时一年半的戎马拼搏，惜战事纷繁，军务冗多，从来没有这次来得那么悠闲，那么充实而又那么地知已知彼，两颗伟大而纯洁的心灵在汀江河畔大榕树下，在古今老城墙的临江楼前第一次交织得那么和谐，那么无私。如果说井冈山朱毛会师只是朱毛的“形合”，那么临江楼前大榕树下双方的沟通才是真正的“神合”。毛泽东在临江楼吟诵成篇的《采桑子·重阳》就是他们当年心境的真实披露，从这首词的内容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与朱德尽释前嫌后的舒展昂扬情绪。

　　人生易老天难老，

　　岁岁重阳，今又重阳，

　　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

　　不似春光，

　　胜似春光，

　　寥廊江天万里霜。

　　临江楼是有功的，它凭着那独特的地理位置在历史长河的瞬间促成了两颗伟大心灵的沟通，为他们剖腹交心提供了绝妙的交流空间，为他们在此后长达半个世纪的亲密无间，肝胆相照的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临江楼又是有幸的，它目睹了雄师攻城的壮举，它聆听了伟人的倾诉，它见证了那血与火洗礼年代的战友情怀，它记述了当年两个伟人的博大心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