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陈毅上海之行与中央“九月来信”。1929年8月间，按红四军前委会议的决定，陈毅从蛟洋匆匆启程赶赴上海。事实上，还在陈毅到达上海之前，中共中央就收到了福建省委秘密转来红四军“七大”的决议以及毛泽东、刘安恭等人的信件等，中央立即察觉到了红四军领导层内发生分歧的严重性。8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红四军的问题，并由周恩来代表中央起草了一份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这封指示信于8月21日写成，故党史上称之为“八月来信”。中央“八月来信”明显地赞同了毛泽东的观点，批评了红四军“七大”暴露出来的那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当然由于当时陈毅尚未到达中央，中央对红四军内部具体情况及争论知之不多，故“八月来信”的答复只能涉及最主要的问题。

　　陈毅离开蛟洋后，日夜兼程，经厦门绕道香港，乘坐一艘英国轮船赶赴上海，于8月下旬找到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同志并向他作了口头汇报，并于8月29日出席了专门为听取他报告而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随后又按照中央政治局的要求，一连几天日以继夜地赶写出《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现况的报告》等5份书面报告，陈毅在这些长达数万字的书面材料中，陈毅襟怀坦荡，实事求是，准确全面地汇报了红四军自1928年4月成立以来的全部情况，中共中央也是从陈毅口头和书面的报告中才第一次完整地获得了红四军及南方各省社会政治状况的准确材料。正是由于有了陈毅客观、公正、全面的汇报，中央才有可能对红四军及那一带地区的工作方针提出正确的意见。

　　中央决定成立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和中央军委书记兼军事部长周恩来以及陈毅三人组成的一个委员会，研究有关红四军的问题，后来又由周恩来委托陈毅代中央起草第二封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按照周恩来的思路，结合红四军的实际状况，陈毅写出了初稿，经过周恩来修改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获得通过，并于1929年9月28日由周恩来签发。

　　这封后来被称为“九月来信”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其中一些重要内容与“八月来信”精神大体一致，但阐述得更加系统和深刻。如对红四军的任务作了明确的指示，对红四军党内争论，“八月来信”中央指示军委暂不设立，军事指挥由军长、党代表管理，调刘安恭回中央（刘安恭在10月份红四军进攻梅县的途中在大埔县虎市战斗中牺牲，上个世纪50年代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这就是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主张。“九月来信”更进一步地肯定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和红军建设的原则，要求红军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中央的指示信，为红四军党内统一认识，纠正各种错误思想提供了根据。

　　陈毅的报告及中央根据他的报告作出上述决定，体现了陈毅坦诚公正的风格和坚强的党性原则，也反映了周恩来在关键时刻给予红四军亟待解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及时而准确的决断，在决定红四军前途命运这一关键的问题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陈毅同志胜利完成了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并得到中央明确而坚定的答复后，携带着中央“九月来信”，立即动身从上海启程，继续绕道香港，回到广东寻找朱德的部队。

　　2、苏家坡树槐堂的初冬，上杭城克复后，工农运动的声势空前高涨，10月2日，在上杭城关天主教堂召开上杭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告上杭苏维埃政府成立，同时成立了上杭县赤卫总队。县苏维埃政府的同成立标志着上杭县土地革命进入了全盛时期，全县各区乡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陆续建立。至此，闽西革命根据地已连成一片。

　　战争的空隙是宝贵的，但它又是极为短暂的，毛泽东与朱德在临江楼完成心灵的净化与升华之后。9月下旬，国民党两广军阀又一次爆发大战，中共中央和福建省委下令红四军立刻向邻近闽西的广东东江地区进击，创造东江割据局面，与闽西、赣南连成一片，红四军前委遵照这项命令，即于10月21日从上杭出发开始了出击东江的行动。这时的毛泽东大病初愈，身体还非常虚弱，难以胜任鞍马劳累的远征，朱德和毛泽东不得不依依惜别。朱德率领的红四军主力出发后，毛泽东在同一天随同邓子恢、傅柏翠等闽西的领导人撤出了上杭城，与中共闽西特委机关一起转移到上杭县苏家坡。

　　上杭苏家坡是一个只有40多户人家的小山村，地处龙岩与上杭之间，四周高山矗立，环境幽静宜人，村中一条静静流淌的小河长年清澈见底，村后古木参天，悬崖石洞异常险要。当时它是闽西苏区的中心，中共闽西特委的驻地，因此是安全养病的好地方。当时闽西特委机关设在村中一座名叫“树槐堂”的屋子里，“树槐堂”是当时苏家坡村一座最宽敞整洁的建筑，相传是参加过张献忠农民起义军的苏家坡人雷进坤回家隐居时所建。整座建筑坐西朝东，占地1100平方米，建筑面积大约670平方米。毛泽东和贺子珍就住在树槐堂右厅后侧的小阁楼里。在这间小阁楼里，毛泽东一边养病，一边代表红四军前委指导闽西特委的工作，在这里工作和生活了40多天。他化名“杨先生”，工作之余，经常深入农户进行调查研究，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他关心群众疾苦，把自己的军毯和棉絮都送给当地缺少铺盖的农民，“杨先生”的美德，至今仍在苏家坡群众中流传着。当时闽西特委在苏家坡还举办了闽西干部训练班，毛泽东还亲自为学员们讲授马列主义课程，并经常到农民夜校关心村民的读书识字情况，还创办了一些平民小学。在树槐堂右侧半山腰上有一天然岩洞，当地人称圳背岩洞，洞内冬暖夏凉，环境清新、幽静，是当年毛泽东休息和读书之处，现在当地群众亲切地称它为“主席洞”。树槐堂也许是毛泽东在闽西无数个小山村逗留时间最长的一处住所，当时闽西境内大股军阀，消灭殆尽，各地农民运动、土地革命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树槐堂作为闽西特委机关所在地，这里就成了红色闽西的指挥中心。

　　毛泽东每天的工作是繁忙的，生活也是井然有序的，毛泽东已身怀六甲的妻子贺子珍陪着他渡过了这段难忘“山村蛰伏”。工作之余，毛泽东苦苦思索着中国革命的出路，苦苦思索红四军的命运，相对比较安逸和舒适的生活并没有消磨毛泽东的斗志，他看上去更象一只有力无处使的斗士，经常仰望蓝天，喟然长叹。在疗好身心的伤口后，他渴望着重返前线，渴望着与他亲密的战友朱德以及他一手创建的人民军队红四军一起并肩战斗，在这短短的40多天里，中共闽西特委在毛泽东的运筹帷幄中，工作起来如鱼得水、得心应手。特委工作的同志和负责警卫的战士们，每当看到深夜树槐堂右侧小阁楼内发出闪亮的灯光时，心中都荡漾着阵阵的暖流。人民需要领袖，领袖和人民心连心。

　　3、回到红四军重掌帅印。正当毛泽东在苏家坡树槐堂牵肠挂肚地思念他的部队、他的战友的时候，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出击东江。陈毅则受中央委托、怀揣“九月来信”，正风尘仆仆地从上海启程绕道香港前往广东东江地区寻找在那里活动的红四军。10月22日，在广东松源陈毅见到了朱德，当天就召开前委会议，向朱德和前委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和中央领导的指示精神，并坦率地承认了自己在“七大”上折哀调和和压制毛泽东正确主张的责任，并于11月4日致信中央，开怀坦诚地承认，毛泽东所说的“陈毅主义”是非无产阶级的东西，他自己也要和同志们一起打倒这个“陈毅主义”。

　　11月初，红四军在东江作战因敌情发生变化而陷入困境，转入赣南境内很难有大的作为，于是11月中旬又重返闽西。在此之前，陈毅已派专人把中央“九月来信”送交给毛泽东，自己也先后两次致信毛泽东，请他重返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11月18日，红四军抵达上杭官庄，23日再次占领长汀。毛泽东在苏家坡接到中央“九月来信”和陈毅和信后，心中的阴霾一扫而空，这只久困浅滩的蛟龙在大海波涛的鼎力相助下，昂首挺胸又迈向了新了征程。11月下旬，毛泽东在福建省委巡视员谢汉秋的陪同下从蛟洋启程，循着红四军运动的路线，经南阳、涂坊于11月26日到达长汀。当天在长汀即召开前委会议，按中央指示，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在毛泽东的主持下，鉴于红四军出击东江失利后部队一些不良习气的抬头，决定以一个月的时间进行休整，并研究为贯彻中央“九月来信”，准备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在军事、政治和党务方面都作全面整顿。同一天，毛泽东分别致信给党中央和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同志，在给中央的信中，毛泽东说：“我病已痊愈，十一月二十六日偕福建省巡视员谢同志从蛟洋到汀州，与四军会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并表示“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领导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回，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在给李立三的信中，叙旧之情更浓一些，因为自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叛变革命，毛泽东与李立三在武汉分手后的两年多时间他们都没有见过面，甚至连相互间的信息沟通都十分困难，因此，毛泽东写道：“多久不和你通讯了，陈毅同志来才知道你的情形。我大病三月，现全好了，但精神未全复元”。从这两封信可以看出，大病初愈的毛泽东与朱德、陈毅已和好如初，在政治上达到一致，对于纠正红军党内的错误思想，显然充满了信心。至此，毛泽东完成了从个人情感和组织手续以及红四军指战员的完全认可等各个关口，重新执掌红四军帅印，回到前委书记岗位上，开始了新征程的运筹帷幄。

　　长汀前委会议之后，红四军按照会议决定开往新泉集中整训。新泉位于连城县境内，与上杭南阳毗邻，距古田三、四十华里，占据交通要隘，便于应付多变的敌情。新泉整训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毛泽东、陈毅主持的政治整训；二是朱德主持的军事整训。

　　政治整训主要是教育广大干部战士认清什么是无产阶级军队所需要的正确政治思想和作风；当前部队存在什么问题，该如何解决等等。军事整训主要抓干部军事能力的提高，采用军事干部下连当兵，支队长、大队长、中队长全部编入连队，纵队长下去当连长，由黄埔军校毕业的支队长当教官，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新泉整训是红四军继三湾改编后的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式整军运动，其意义和影响力是永载史册的。

　　正当红四军新泉整训紧张进行的时候，蒋介石不甘心第一次“三省会剿”的流产，又调动闽、粤、赣三省敌人，对红四军和红色区域发动第二次“三省会剿”，十二月中旬，赣军已攻占长汀并向连城、新泉方向推进。为了排除干扰，同时也考虑红四军在新泉住久了，当地的粮食、蔬菜和各种生活用品供应将发生困难，因此，前委决定除一纵队部分主力留驻新泉警戒长汀方面的敌人外，其余部队离开新泉进驻离敌军较偏僻的上杭古田镇继续休整并准备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即彪炳史册的古田会议。

　　4、松荫堂与中兴堂的和谐音符。1929年12月中旬，红四军进驻古田。古田位于闽西苏区中心的一个小盆地，坐落着好几个小山村，周围群山环抱，满目苍翠，既利于警戒，又是部队休整的好场所。毛泽东率红四军前委和政治部驻在八甲村中心的松荫堂。松荫堂是清嘉庆年间的建筑，占地面积1235平方米，房屋布局为一正两横，显得非常富环堂皇。大厅为叠高平房，宽敞而光线充足；后厅为二层楼房，房间虽都小巧玲珑，却安排有序，紧凑而不单调。毛泽东就住在后厅二楼右侧的第二间。古田的冬天是严寒的，山间冷气袭来，加上湿度较大，每到深夜，酷冷难当。偏偏毛泽东又是个“夜猫子”，常常要工作到深夜乃至第二天凌晨。每当夜幕降临，毛泽东要伏案工作之时，身怀六甲已近临盆的贺子珍就会默默地在毛泽东住处那口直径近1米的旧铁锅中生起一盆炭火，然后再回到隔壁的房间休息。正是每天这一盆热腾腾的炭火和桌上一盏如豆的煤油灯伴随着毛泽东在松荫堂渡过了十几个不眠之夜。古田会议决议案几乎都是在这里挥笔写就或反复修改而成的。不知是无意的巧合还是精心的安排，朱德率司令部正好住在松荫堂的正对面——中兴堂。中兴堂也是一座清代嘉庆年间围垅式建筑，占地面积1678平方米，建筑面积1186平方米，整座建筑有大厅3个，小厅6个，厢房10间，天井9个，房间43间，是当时山区农村难得宽敞住宅。走进中心堂并不显眼的大门，迎面而来鹅卵石彻得很匀称的庭院右侧竖着一根6米高的石龙旗杆，象一位持枪站岗的巨人显得特别的张扬和威武。毛泽东与朱德进驻古田的第二天，就在中兴堂召开各级党代表联席会议。

　　联席会议上，毛泽东列举了很多生动的例子，指出红四军内部严重地存在着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打骂士兵和枪毙逃兵陋习等等不良倾向，号召到会的同志打消顾虑，发扬民主、充分发表意见，共同起来肃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朱德不但在党代表联席会议上旗帜鲜明地站在毛泽东身边敲边鼓，并积极协助毛泽东开好各种调查会、座谈会，整理材料、认真为古田会议的召开作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他本人也在中兴堂驻地起草了在古田会议上宣读的 “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同时还根据无数次战争实践中总结出来新经验，亲笔撰写了一万多字的《新游击战术》。这是朱德早期一部崭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著作，它深入浅出，注重实践和战例的分析，用生动通俗的语言剖析深奥难懂的军事理论。这篇文章也就是朱德在中兴堂居住时他亲自督促刻印并下发到基层的。从12月中旬到下旬的这半个月时间里，松荫堂和中兴堂有幸见证了毛泽东、朱德那种亲密无间的战友情怀，见证了他们同心协力，殚精竭虑，“将相”同台共同演奏一曲又一曲扣人心弦的和谐音符的感人场景。历史和人民也因此而记住了松荫堂、中兴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