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离开闽西，巩固闽西。1930年初，为再一次击破国民党军的“三省会剿”和解决给养问题，红四军主动离开古田向赣南转移，在毛泽东临行前，闽西特委负责人特地前往毛泽东住处向他请教今后的工作，毛泽东挥笔写下了“离开闽西，巩固闽西”八个大字作为临别赠言。“离开闽西”是当时客观条件不得已的决策，因为当时国民党“三省围剿”的部队已占领长汀、龙岩等地，敌军12个团的兵力分作7路，约定1月6日同时出动，攻击的目标就是红四军集结地连城新泉和上杭古田，敌军先头部队已经进驻龙岩小池。按照以往的经验，国民党军进攻的目标总是指向红四军主力，因此红四军主力实围出闽西至少可以暂时减轻国民党军对闽西的压迫。“巩固闽西”是对闽西党组织的任务，也是对闽西党组织寄以的信任。当时闽西特委的同志深深感到了这八个字沉甸甸的份量。历史证明，他们没有辜负一代伟人要求他们“巩固闽西”的期望。

　　红四军攻克上杭城和召开古田会议后，中共上杭县委抓住了这一有利的时机，认真传达贯彻了《古田会议决议》，加强了党的组织建设和苏维埃政权建设，到1930年5月，全县建立了13个区委，150个支部，1个特支，党员发展到3049人，并参照《古田会议决议》，制定了整顿党组织的具体措施和明确规定了发展新党员的条件。上杭县还加强了对革命群众团体的领导，先后建立与健全了县总工会、共青团（少共）县委、少年先锋队和劳动妇女协会等。与此同时，区乡基层政权也普遍建立，全县建立了13个区苏维埃政府，161个乡苏维埃政府、赤色区域人口达18万人。尤其是在发展壮大工农武装方面成绩非常显著，苏维埃各区、乡普遍建立了赤卫队（军），少先队、儿童团（当时号召12岁至16岁的男女儿童参加儿童团，16岁到25岁的男女青少年参加少先队，25岁至45岁的青壮年参加赤卫军）。乡一级建立不脱产的赤卫军常备组织，区一级建立半脱产的赤卫队（军）常备组织，县委和县苏从各区赤卫队（军）中选调人员到县组建县级武装—上杭赤卫团。平时都依靠区、乡赤卫队实行赤 色戒 严、保卫家乡、保卫红色政权，战时则配合红军作战。1930年3月，闽西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上杭东路赤卫队编入第二团，共约800余人，400多枝 枪；西路、北路赤卫队1500余人，编入第六团。与此同时，县、区、乡各级还根据革命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扩大红军热潮，把大批青壮年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红军队伍中去。在历次扩红运动中，涌现出许多父母送子、妻送郎、父子、兄弟争当红军，党团员、区乡干部带头当红军的感人事迹，甚至区乡赤卫队整队，整排同时参军入伍。为红四军和闽西地方红军补充了充足的兵源。尤其是1930年11月成立的新十二军（八路军著名将领左权曾任新十二军军长），下设三个团，10个营，除军部直属的特 务建设2个连外，其余各营均下辖3个连9个排27个班，共有枪 支1600多支，正式战士有3000余人，是一支战斗力颇强的正规红军部队，为巩固闽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培养闽西红军军事长政治干部人才以适应地方红军、赤卫队的迅速扩大，闽西苏维埃政府于1930年3月间创办了“闽西红军学校”，以培养连、排级军政干部为主，同年底改名为“彭杨军政政治学校第三分校”，（简称“彭杨学校”；肖劲光大将曾担任校长）。上杭县古田区还于1930年7月创办“妇女训练班”培训当地妇女干部。

　　在“巩固闽西”过程中，经济建设是不可忽视的基础性工作，上杭县委和县苏领导赤色区域人民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发动群众组织起来创办合作社，以解决劳动力缺乏和生产资金不足的困难，争取农业有较好的收成。在全县广大农村男青年参军参战，大批男劳力上前线去的情况下，1930年上半年全县的收成还比1929年上半年增产10%。为巩固闽西提供了物质保证。

　　1930年6月11日至13日，毛泽东在上杭南阳（原属长汀辖）“龙田书院”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与中共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即“南阳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有80多人。会议总结了中共闽西一大以来闽西在土地革命、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武装斗争等方面的经验，分析了闽西革命斗争的形势，对闽西的土地、婚烟、封济、财政待政策作了重要修改和补充，对政治、军事等问题作了重要决定，通过了《富民问题》和《流氓问题》决议案，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党的土地政策。尽管南阳会议受当时党内李立三同志“左”倾思潮的影响有左 倾冒进的成分，但从对局势发展的整体看，南阳会议对安定农村人心，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对巩固闽西都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对丰富和健全党的土地政策也起到极为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在红色政权的统治下，“巩固闽西”成效极大，实现了“夜不闭户、行不裹粮”的赤色世界。此后的几年间，上杭作为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央苏区的建设，为反击国民党1~4次“围剿”立下汗马功劳，涌现一大批象才溪乡一样的苏区模范乡，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但这一时间上杭受党内“左”倾思潮的影响，也曾出现了傅柏翠(上杭县蛟洋乡人，早年留学日本并加入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曾仼红四军第四纵队司号员，1931年被开除党籍，此后投靠国民党。1949年6月起义，1950年被仼命为福建省人民政府委员，高级法院院长等职)脱离革命和错误地发动“肃清社会民主 党”运动等令人痛心的惨痛事件，这是值得永远铭记的历史教训。

　　2、三年游击战的贡献。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后，1934年10月中旬，经过一年多苦战的中央红军以及中央领导机关、后方机关等共8.6万多人，先后从福建的长汀、宁化、江西的于都、瑞金等地出发撤离中央苏区，踏上了向西突围的征途，中国革命转入低渐。随着主力红军的长征，使中央苏区各县的革命根据地从此失去了主力红军的依托，敌我力量的对此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上杭县也与闽西革命根据地各县一样成了国民党军队重点“围剿”的区域之一，开始进入了极为艰难的历史时期。

　　1934年1月，福建十九路军“闽变”失败后，国民党即调集重兵入侵上杭境内，地方红军与赤卫队开始了顽强的抵抗，比较著名的有3月初福建军区部队在白砂与民团刘子球决战取得全面胜利，毙敌100多名，活捉了敌营长刘子球；4月5日，国民党八十三师两个团入侵白砂，地方红军部队与敌激战一天，缴获重机关 枪5挺，步 枪数百枝，俘掳敌官兵数百名；7月上旬，地方红军与游击队与进攻大洋坝、石铭之国民党正规部队激战了一天，毙敌30多个；9月间，地方独立团屡次击退入侵白砂、茶地的敌人，并切断敌人由龙岩到大池的交通线路，牵制了敌人的兵力。10月上旬，驻闽西境内的中央主力红军陆续开赴江西，准备实行战略大转移。红军主力撤出闽西后，国民党八十三师刘勘部，钟绍葵部入侵旧县、才溪、官庄；国民党第九军李延年部从新泉入侵南阳、通贤。在敌人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上杭县委、县办步步后撤，从旧县撤到才溪，从才溪撤到通贤，通贤沦陷后被迫转移到深山老林的障云岭。就在障云岭这座大山中，上杭县委、县苏与连城新泉转移过来的新泉县委、县苏合并成了杭新县，并统一武装力量，组成新杭游击队，共有武装5个连，500多人，坚持武装斗争。1935年1月，在省苏主席张鼎丞的领导下，在通贤障云岭将上杭、长汀、新泉合并成立新汀杭县，把武装人员组织起来坚持斗争，2月，国民党八十三师进攻障云岭，新汀杭游击队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与敌人血战一个多月，终因寡不敌众被迫分散突围，回到各自的家乡坚持游击战，为革命保存了武装实力。与此同时，才溪区游击队和廖海涛领导的上杭独立团跟随张鼎丞到永定参加整训后分别又回到双髻山和旧县岩下山，坚持了长期的游击战争。

　　1935年3月间，闽西军政委员会成立，统一领导闽西政治、军事。4月陈潭秋以中央分局代表的名义召集了闽西党政军干部联席会议，并代表中央决定把闽西军政委员会加以充实，改称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张鼎丞为主席，邓子恢为财政部长兼民运部长，谭震林为军事部长，郭义为（上杭湖洋佛岭下人，湖洋乡濑溪小学仍有郭义为纪念室及塑像）为党务部长。会议还决定保存和积蓄革命力量，等待有利时机，从局部到小片根据地到大面积地恢复根据地，以开展新的局面。根据会议决定，陈谭秋和中共上杭县委书记廖海涛一同到双髻山召集会议进行传达和贯彻，并决定将上杭县委改为杭代县军政委员会，下辖庐丰、兰家渡、茶地、太拔、横岗、白砂、大阳七个区和岩山下工作团，同时将独立营，警卫连等改编成杭代游击队，下辖两个大队，共有武装人员二、三百人。此后，为了反击国民党第一期军事“清剿”，杭代县军政委员会执行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确定的游击战争的方针、任务，在上杭山区及杭永边境开辟游击根据地、秘密恢复党组织，并把分散的武装人员组织起来建立游击队或游击小组，开展了伺机打击、消灭敌人的游击战争。1935年秋，庐丰区南路游击队奇袭上都军营圩驻敌国民党广东军阀的一个连，缴获步枪50多枝，机枪两挺及大量的子弹，大大地改善了自己的装备；丰稔区游击队在汤湖水口伏击福兴乡民团时缴获长短枪 28支和一批弹 药。1936年1月6日，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在上杭双髻山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总结反“清剿”斗争的经验与教训，并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指示，决定将闽西南红军部队改编成中国工农红军闽西南抗日讨蒋军，开展抗日反蒋斗争。根据会议精神，杭代县红军游击队改编成中国工农红军闽西抗日讨蒋军第七支队，将岩山下工作委员会改为新汀杭县军政委员会，游击武装已发展到四、五百人，针对国民党军的“清剿”实施反清剿，团结上杭人民，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游击战争，并成功地领导了白砂、古蛟地区农民的保田斗争。

　　敌人的“清剿”是残酷无情的，国民党反动派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上杭人民遭受了极大的灾难。仅1936年8月31日一天，国民党第三师就在溪口连塘村屠杀手无寸铁的无辜群众42人，连出生未满百日的婴儿也不能幸免，制造了人神共愤的“连塘惨案”；与此同时，溪口大岭下村被抓去69人，生还仅8人。据不完全统计，这时期上杭全县被毁村庄105个，灭绝10791户，被毁房屋45237间，被杀害革命群众5286人，被抓走10172人，被迫逃亡2950人，荒芜土地53073亩，耕牛被杀6343头，造纸作坊被毁2000多个，是闽西受摧残最严重的县份（详见1955年上杭县民政局《老区受摧残统计》）。

　　三年游击战争的坚持，依靠群众，坚持红旗不倒，并在艰难复杂的斗争中发展了革命力量，保存了革命火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气焰，牵制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尤其是在红军长征之初，牵制了蒋介石的兵力，使我主力红军得以大踏步的前进。毛泽东1937年在延安听取闽西党组织负责人工作汇报后，动情地评价闽西革命根据地“你们三年的苦斗有很大的功绩”。

　　3、八年抗战中的上杭儿女。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共中央8月1日发出《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要求红军和游击队中较大的部队与就近的国民党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合作谈判，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及时派出代表与驻扎在上杭的广东军阀（粤军）和国民党县公署进行了艰难的谈判，争取了粤军停止对上杭的“清剿”军事行动。抗日第七支队（即原杭代游击队）也与驻守白砂的粤军一个营长谈判成功，杭永游击大队与丰稔联保主任也达成互不侵犯的协议，通过一系列的谈判，上杭地区的国民党停止了对红军游击队的“清剿”，共产党和游击队也可以在各地公开活动，形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局面。

　　1937年10月中旬，中共闽粤赣省委成立，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随之撤消，成立中共上杭县委，邱相田（开国少将，上杭溪口人）任书记，撤销杭代军政委员会。1938年1月，根据新四军军部命令，闽西、闽南、闽中一部分及汀瑞人民抗日义勇军，集中龙岩东肖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上杭抗日七支部及各区游击一百多人编入新四军二支队第三团，杭永游击队编入第四团。2月27日，新四军二支队在龙岩东肖白土举行誓师大会，发表《为出发抗敌告别父老书》，在张鼎丞司令的率领下，于3月1日离开闽西，奔赴苏皖前线参加抗日战争。此后，中共上杭县委（一度曾改称杭永县委）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时机，积极整顿和发展党组织，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及国共合作抗日的政治主张，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动员青壮年上前线杀敌立功，同时还积极宣传“二五”减租政策；劳集抗日经费慰劳前方抗日将士等等，他们的行动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1939年6月，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占领广东汕头潮州，同时派飞杭三架，两次轰炸上杭县城，共计炸毁民房134间，学校3所，炸死群众15人，炸伤36人。日寇的暴行，激起了上杭人民的强烈愤慨，纷纷表示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赴国难。”其时抗日的歌曲响彻杭川大地，抵制日货和捐款支前热潮此起彼伏，上杭人民抗日热情日益高涨。

　　正当上杭共产党人正全力以赴动员民众参加抗日救亡伟大斗争之际，闽西国民党当局根据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具体政策已磨刀霍霍。为了保存革命实力，1939年8月间，中共闽西南特委根据党中央指示，通知各级党组织一律转入地下，开展隐蔽斗争，以适应特殊环境，应付突发事变。是年冬，闽西国民党顽固派撕毁国共和谈协议，制造了一连串的暗杀共产党人的事件，如杀害庐丰乡安乡党支部书记黄河林，杀害新四军复员回家的年老战士蓝继洪，阴谋杀害丰稔中心区委书记马永昌、制选骇人听闻的马永昌事件等等。面对敌人制造磨擦、积极反共的阴谋，上杭党组织一面用大量的事实揭发敌人的罪行，召开工农群众起来反对顽固分子，一面组织共产党人暂时退却，由公开转入地下活动。

　　1941年1月，闽西的国民党顽固派制造震惊全省的“闽西事变”，捕捉杭永边各革命基点村群众700余人，杀害200余人，无理取缔了抗日救亡的民众团体，收缴各乡民众抗日武装。9至10月间开始派兵“清剿”闽西各县，闽西地区第二次国共合作局面宣告破裂。闽西党组织把共产党员分散到各地隐蔽生产，不仅保存了自己，保护了群众的利益，同时也积蓄了力量，为后来武装自卫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4年10月25日，中共闽粤边委决定将成立已经一年的闽西南武装经济工作总队和闽西武装经济工作分队集中在上杭的梅镇褚树坪“七一公园”，合编成黄涛支队，这是一支闽西人民自己的武装部队，是为纪念1941年10月在龙岩白土被国民党袭击牺牲的中共闽西特委书记王涛而命名的一支红色武装。全支队当时仅有49人，刘永生（开国少将，上杭县稔田人）为支队长。王涛支队成立后，根据中共中央制定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积极开展武装自卫斗争，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极大地振奋了闽粤边人民的革命斗志，王涛支队也在战斗的烽火中得到锻炼，得以成长，很快就发展成有数百人的一支英勇善战的人民军队。由于开展了武装自卫斗争，使岩、永、杭边界革命基点村得到了保护，各地党组织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与发展，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反革命嚣张气焰，地主不敢再向农民收租逼债了，上杭的斗争形势，也出现了一个新局面。

　　4、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经历了多年战争祸害的全国人民渴望和平和休养生息，普遍要求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经过中国共产党不懈努力，毛泽东亲临重庆进行了43天的谈判，终于迫使国民党于10月10日签署了《会议纪要》（即双十协定）。可是协定签署墨迹未干，蒋介石就于10月13日发出“剿共”密令，并大量印发所谓的《剿共手本》。1946年7月，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治决议”，挑起更大规模的全国内战，闽西的国民党反动派也乘机加紧对红色武装的“清剿”，国民党永定县政府串通闽粤边境各县国民党顽固派，悬赏1650万元的巨款捉拿王涛支队长刘永生等人，公然向革命阵营宣战。残暴的敌人在加紧对红色武装“清剿”的同时，在经济上对劳苦大众横征暴敛，巧取豪夺，甚至滥发纸币，造成通货膨胀；在政治上专制独裁，剥夺人民的民主、自由。上杭人民与全国人民一样面临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大决战。

　　1945年10月，为了适应新的斗争需要，在永定龙门成立了闽西军分区，刘永生任司令员。司令部设立在上杭连四乡猴子寨；活动在杭武边境的游击队组成杭武挺进支队，这些工农武装为捍卫群众利益，与国民党顽军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军事自卫斗争，同时也使大家认识到要争取和平民主，必须壮大人民武装。在此后的两、三年中，尽管敌人的“清剿”一次比一次严厉和残酷，但武装斗争的力量却在人民群众的呵护下一天天壮大起来。1946-1948年间，兰汉华(上杭县庐丰人。建国后曾任中共上杭县委副书记等职)领导的闽西支队（1949年改编为闽粤赣边纵第七支队）；谢毕真领导的杭武蕉梅游击队；黄其祯领导的杭武工作团；游昌炳(上杭县才溪人。建国后曾任上杭县委副县长等职)领导的杭岩工作团（1948年7月改为上杭工作团）等游击武装以及白砂、旧县、才溪、庐丰、横岗等地的游击活动小组都争相发展，游击武装力量迅速壮大起来，武装斗争的成果也日益显见。1948年11月，中共上杭县委在广东大埔乌岭重建，同年初冬，上杭工作团在溪口一带发动群众开展反“三征”（征粮、征税、征兵）的斗争；闽西支队也到白砂打土豪，并给上杭县委留下一个班的兵力，中共上杭县委在这个战斗班的基础上吸收了一些赤卫队骨干组成武工队（对外称复征队），开展了积极的恢复老区、大区和发展新区工作，加快了上杭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

　　1949年1月，毛泽东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新年献词，向中外宣告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将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随后闽粤赣边区党组织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成立闽粤赣边纵队，刘永生任司令员。杭永游击队（又称杭永武工队）扩建为上杭独立团；闽西支队同时整编为边纵第七支队，支队长兰汉华。这些人民武装力量在人民的掩护和支持下，为了保卫人民的利益，开展了成效显著的打土劣、驱民团、兴减租和扩地盘的斗争。在革命形势胜利发展的情况下，为了更好地领导全县的革命斗争，中共上杭县委于1949年3月迁到白砂禾仓角（后迁至郭坑），七支队一部也在上杭区域内活动，消灭了多股反动民团，为上杭县委开展工作扫清了少障碍。在日趋明朗的政治局势和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下，白砂、旧县新坊、太拔张芬、茶地、蓝溪等地的乡、保长纷纷起义投诚，把枪 支等武器交给县委，不少民团被游击队收编，一些武装土匪也带 枪投降。在中共上杭县 委的正确领导下，全县人民武装不断壮大，被游击武装控制的区域不断扩大，为迎接解放军南下奠定了基础，也为上杭赢得了二十年“红旗不倒”的美誉。